2019年的八月,北京的热浪似乎能把柏油路烤化、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,空气里满是黏腻的汗与浮躁、我的身体,也像这天气一样,陷入了一种低烧的、挥之不去的胶着状态、断断续续烧了快一周,体温总在三十七度五左右徘徊,伴随着一阵阵从喉咙深处泛起的干咳、起初以为是寻常的空调感冒,喝了些冲剂,可身体像一块浸了水的海绵,沉重,使不上劲。
记忆里那个决定去医院的清晨,天刚蒙蒙亮,我便起身了、那个年代,去一家好点的三甲医院看病,意味着要打一场硬仗,对手是数不清的病友和有限的号源、手机上预约挂号的系统远不如现在这般流畅,好的专家号早已被抢光,我只能寄希望于去窗口挂个普通内科。
踏进医院门诊大厅的那一刻,一股混杂着消毒水气味和人的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、大厅里人声鼎沸,像一个巨大的蜂巢,每个人都带着焦灼与期盼、电子屏幕上滚动的叫号信息,导诊台护士重复了无数遍的解答,孩子的哭闹声,家属低声的交谈,共同交织成一曲独属于医院的交响乐、我环顾四周,几乎没有人戴口罩,一张张坦然的、或忧或喜的脸庞,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、现在回想起来,那样的场景竟恍如隔世。
挂号的队伍蜿蜒曲折,我排在其中,随着人流缓慢向前挪动、前面是一位搀扶着老母亲的大姐,后面是个不停看手机的年轻人、我们素不相识,却在这一刻因为同一个目标——挂上一个号,而站得如此之近、轮到我时,我将社保卡递进窗口,简单说明了症状,幸运地挂到了一个下午的号、这意味着我还有数个小时的等待。
找了个角落的空位坐下,我开始观察这个微缩的社会、有人捧着厚厚的病历本,眉头紧锁;有人在闭目养神,脸上写满疲惫;也有年轻的父母,正轻声细语地哄着怀里生病的孩子、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了,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等待的煎熬、我的喉咙又开始发痒,忍不住咳嗽了几声,周围的人只是投来一瞥,并无他意、那是一个咳嗽还仅仅是咳嗽的年代,一个喷嚏也只会换来一句多喝热水的关心。
下午的候诊区,人更多了、走廊里加满了座椅,依旧座无虚席、我盯着诊室门口的显示屏,看着我的号码在长长的队伍里一点点向上爬升、当冰冷的电子叫号声终于念出我的名字时,我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诊室里的医生看起来四十多岁,眼神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倦,但态度还算温和、他用听诊器在我胸前和背后听了听,又用压舌板看了看我的喉咙、我详细描述着自己的症状:低烧、干咳、乏力、他一边听,一边在电脑上敲击着键盘,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电子病历。
多久了?

快一周了。
自己吃药了吗?
吃了点感冒药,没用。
简短的对话后,他开出了一系列检查单:血常规、C反应蛋白、胸部CT、他说:先去检查,结果出来了再拿给我看、从症状看,可能是有点炎症,但还是拍个片子放心些。
拿着那一叠单子,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穿梭、缴费、去抽血处排队、再去放射科预约登记、抽血的护士手法娴熟,针尖刺破皮肤的瞬间微微一麻,一小管殷红的血便被抽离了身体、CT室外等待的人更多,冰冷的金属椅子让人坐立难安、轮到我时,我躺在巨大的环形机器上,听着机械运转的嗡鸣声,心里有些忐忑、冰冷的机械臂在我胸前缓缓移动,扫描着我的肺部、那一刻,人是渺小的,只能将自己的身体完全交给冰冷的仪器和未知的检查结果。
等待结果的过程最为磨人、一个多小时后,我终于在自助打印机上拿到了所有的报告、血常规显示白细胞略高,C反应蛋白也超标,指向了细菌感染的可能、最让我揪心的CT报告上,写着双肺纹理增多,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。
我拿着报告单,再次回到诊室、医生扫了一眼结果,语气轻松了不少:没什么大事,就是有点细菌感染,给你开点抗生素,回去按时吃,多喝水,多休息、他娴熟地在键盘上开出处方,打印机吐出药方、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,却耗费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和精力。
走出医院时,天色已近黄昏、八月的晚风带着一丝残存的热气,吹在身上却有种说不出的舒畅、街边的霓虹灯次第亮起,城市恢复了它喧闹的本色、手里攥着那袋沉甸甸的药,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、那一天,我深刻体会到了健康的可贵,也体会到了在一个庞大城市里,作为一个普通人求医的繁琐与不易。
如今,当我再次回想起2019年那个夏日的求医日子,记忆中的拥挤、喧嚣和漫长的等待,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滤镜、那曾让我烦躁不安的人潮,那毫无遮挡的呼吸与交谈,在经历了后来的岁月后,竟成了一种奢侈的、值得怀念的图景、那一次普通的求医经历,就这样定格在了时间的长河里,成为一个特殊时代最后的、平静的注脚。